我是怎样发现报告第一个“万元户”的-李锦解读国资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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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村40个春节亲历记
我是怎样发现报告“万元户”的
-- 继续讲述1980年的故事
李锦

1980年11月17日,新华社第一次发出“万元户”的传真照片。这一年“万元户”成为中国改革开放史上一个具有特定意义的名词。
那一年,我国专门核实并拍摄照片的就是我。作出这个报道,并非偶然。是从大局出发调查出来的。出于对邓小平论述的理解,一看大势,二看理论历史乱套了,三看解决问题,这是我与一般调研者的区别。
在80年秋后的50天里,我用心找出农村23个故事,报告包产到户带来的变化。每个故事都为新华社发稿。我当时成了新华社、人民日报报道家庭联产承包数量最多、影响最大的记者之一。当时,我们身份也是人民日报记者,新华社挂两家招牌。从1978年到1984年,我的报道为人民日报采用99次,在全国排在第一位。
2008年,是改革开放30年,我特地来到赵塔头村“万元户”赵汝兰家。老人已经走了。看到我30年回访,“万元户”全家人高兴极了,把出嫁的闺女叫回来卡布达巨人,与我拍全家照。
看到我30年后回访,“万元户”全家人高兴极了,把出嫁的闺女叫回来,与我拍全家照时,老太太让我坐在中间,让重孙捧着当年新华社发表的“万元户”大照片。
现在,“万元户”的大儿子赵光泽(右一)是村党支部书记,他前几天打电话给我,说是带动全村致富,办了企业。
当时,把我带去的大照片贴满一屋,象个“万元户”展览馆。今年,是改革开放40年。过段时间,我去看看大娘。
2008年,大娘已经80多了。我们娘俩回忆当时情况。 前几天新华社山东分社记者陈灏去了“万元户”家一趟,说大娘90多岁了,身体很好。

现在,村西北家一大片都是老赵家的。老太太与全家一起陪我看新家,他们家产也值几百万了。
我算出来的第一个万元户
1980年11月17日,新华社第一次发出“万元户”的传真照片。自此,“万元户”成为中国改革开放史上一个具有特定意义的名词。
新闻单位专门核实并拍摄这张照片的就是我。但作出这个报道,并非偶然。是我从大局出发调查出来的。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一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沉闷窒息的中国社会引起了强烈反响。比它早六天,《人民日报》发表了特约评论员文章《贯彻执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将目光聚焦到按劳分配问题。多数人对后者所知甚少。其实,二者都在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做理论准备,前者偏重思想理论,后者侧重经济理论。当然,后者的争论规模没有第一个那么大,而且比较顺利地取得了成功。当时的中央副主席汪东兴对《红旗》杂志两位交接班的负责人说:“论按劳分配和真理标准这两篇文章,不知是代表哪个中央的”。这句话印证了《贯彻执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一文在当时的重要地位与作用。
1978年3月28日,邓小平与胡乔木、邓力群专门就《贯彻执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一文谈了自己的修改意见,他认为“我们一定要坚持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按劳分配就是按劳动数量和质量进行分配”。“要有奖有罚,奖罚分明。对干得好的、干得差的,经过考核给予不同的报酬”,“为了一个目的,就是鼓励大家上进。”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关于要认真执行按劳分配原则的提法,事先确实存在着一个争论过程。在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提出“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把这段话与邓小平重视按劳分配理论争论联系起来,便可以较好地把握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分配的理论。允许一部分先好起来的思想,是对按劳分配、多劳多得原则的一种发挥,是合乎社会主义客观规律的。
身在农村基层的我,与其说是敏锐地捕捉到政治发展趋势,不如说是直接感受到群众的真实需要,过去的种种限制并没有给他们充分的自由,农民不敢富,也富不起来。
当时报道什么样的富裕户,也是需要慎重考虑的。有些经商或搞农副产品加工的人致富较快,在当时还不能予以报道,这些人属于过去的‘投机倒把’之列,一时难以为人们的思想所接受。如果围绕农业生产找出一个典型来报道,符合国人当时的心理,也易为读者接受。人们从中甚至可以接受一个真理,这就是邓小平所指引的道路是让中国人富裕起来的真理。
就在这时,一家种棉户进入了我的视野。
1980年秋,在鲁西北平原,农民交棉逐渐进入高潮,各地不断传出收入上千元的喜讯。棉花价格上涨到每斤2元7角钱,且种植鲁棉一号良种,产量显著提高。尤其是高唐、夏津、临清三县,为当时山东种植量最大的县份。我到临清、冠县交界的地方,有个八岔路乡,那里地处偏僻,土地荒凉。
临清全县植棉34万亩,单产超过100斤,国家定购任务15万担,这时已交34万担,形势大好。县供销社刘主任告诉我,说他听过有一家收入达到8千元的;我说想找找有没有超过1万元的。晚饭后,我到八岔路收购站找临时工们聊天。这些临时工都是从各个村子抽调上来的,对村里情况比较熟悉。我不问收入多的人家,只问谁家人口多、劳力多,谁家承包的土地多。交谈中,有个从赵塔头村来的男孩说他们村赵汝兰家有4个儿子、2个姑娘,全家总共10个劳力,包地20多亩,交棉不少。我确定先找大户,再找最富的。
第二天一早,我便与公社财粮助理员骑车直奔赵塔头村找这个大户去。我们把算盘挂在自行车年,一路上哗啦啦的响。
赵汝兰家住在村子外围,外面种了一片小树林,拴着五六只羊。走进家门一看,满院子的棉花,在阳光照射下,耀得人眼发花。赵汝兰是见过世面的,见有客来,迎上前来握住我的手说:“上级,今年政策太好了,一个是‘包产到户’,劲儿有处使了,老老少少都出力阴奕彤。一个是棉花提价,对老百姓心路。”

当我问起收入来,赵汝兰就显得有点吞吞吐吐的,连声说没收几个钱。县委宣传部熊宝有干事向他解释,“上级不是工商税务来收钱的,是了解政策好不好的,如果好,向中央汇报,明年还使这个政策,如果不对老百心思,就换个法子。”一听这话,赵汝兰这才消除了顾虑慎小嶷博客,他一把抓住我的手说“领导,就使这个政策,不能变了小红宝!”
赵汝兰说,家里没钱了,都花了。赵汝兰一家边卖棉花边忙着置办家具,为小儿子结婚买了缝纫机、自行车,还为未过门的儿媳买了块上海牌手表。家里有5辆自行车,3架缝纽机,2块手表,2台收音机。新盖了6间房子,计划再盖9间。我说,只要是收入就可以了。我们算账是从他家承包的土地算起的。赵汝兰家按人口承包了21亩地,自己又开荒9亩,30亩都种了棉花。山东省棉花研究所就设在临清县,他们家用的都是研究所的“鲁棉一号”良种,棉花长得旺,质量也好,衣分高,每亩收获220斤,共收6600斤,多数是超售的,价格每斤卖2.6元,收入17160元。再扣去成本,收入非常可观。
“过万了!”当场激起大家一阵惊喜。“万元户啊!”我脱口而出。我们连算了三遍,第一遍是公社财粮助理用算盘打出来的,纯收入应是13200元;第二遍是我用钢笔在纸上算的,是11239元;第三遍是我们同时算的,又扣去剩下5亩未收而价格可能降为二级的,纯收入为10239元,我们便用了这个数。我的意思是留有余地末世血魔,只要过万就行。他家通过套种、间种和补种等种了许多花生、芝麻、绿豆、地瓜,随收随吃,我们都未计在收入内。
赵汝兰说:“过去愁的是人口多,吃不饱,眼下愁的是劳力少。土地归公时,俺说了不算,什么都是队长发话,队长也听上头的。分配一拉平,工分多了也白搭,不值钱。现在终于是熬出头了,怎么种地,是自己的事,分配多少,也是自己的事。自己说了算,有权利了。”赵汝兰的话语朴实无华,我却从中体会到更深层次的内容。
赵汝兰的话说出一个重要的思想,就是土地归农民集体所有,但农民没有经营权与分配权,特别是不能实行按劳分配,只能长期捆在一起受穷。一旦实行三权统一,农民真正成为土地的主人,富裕便很快成为现实。
回到济南我要求发传真照片,领导很快就同意了。当时,新华社不能发传真,在济南只有电报局能发,发一张24元,相当于半个月工资。我是自己骑自行车送过去,在千佛山医院东边,很远的。1980年11月17日,新华社以图片形式报道了我的这次采访。这组照片先后被国内外51家新闻媒体转载采用。
自1980年秋后,“万元户”新闻在神州大地广为传播。随着秋收后农民收入普遍增加,到1981年1月以后,各家报纸纷纷登出自己记者宣传万元户的报道。从此,“万元户”作为中国农村改革之初的特定象征被载入史册。“万元户”的叫法也在全国范围内流行起来,成为20世纪80年代最受关注的词汇之一。
万元户的报道,源于对于邓小平“让中国一部分人先好起来”论断的深入解读,我认为“记者是用照片做时代编年史的,没有什么比纪录时代重大变化而令人振奋的了”。从一个家庭的变化,折射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乃至一个时代的发展与变迁,这是万元户新闻的价值所在,亦是深入群众抓“活鱼”的价值所在。我觉得自己做的事,是对老百姓有用,也是能留在历史上的,心中是有种自豪感的,觉得多搞这样的东西,记者才能当出“味道”来。
我的农民朋友“王三万”
1980年之后,农村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成功,不仅给农民带来了巨大的物质效益,同时也为推动党员干部的思想解放提供了有力的武器。各级干部利用这个机会,向保守思想的最后堡垒发起进攻。
正当全国农村改革迅猛发展,广大群众欢欣鼓舞之时,国家农业领导部门的一些领导干部,依旧对“包产到户”持质疑与抵制态度。万里副总理当时就质问农业部的领导“你到底要做人民的敌人,还是人民的朋友?”我接触到的基层干部,县一级的领导坚决反对者是少数,但在大队与生产队两级中持消极态度的人并不少。我深为这种情况忧虑,脑子里自然就想对这方面有所报道。王本跃的故事引起了我的兴趣。
王本跃,人称“王三万”,是高唐县梁村公社王庄大队的一名农民,也是农村承包责任制中先富起来的代表之一。农业学大寨时,王本跃每年出河工总是冲在最前面,是干部们青睐有加的一员虎将。1979年初推行联产到劳责任制时,他却与全队唱起了反调,认为这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为了证明自己的看法,他要求成立集体组与联产到劳的小组对阵,看看到底是集体强,还是个人强。
王本跃组织了6户社员成立起一个集体组,自己担任组长,组员都是叔伯兄弟。刚开始,大伙心还比较齐,后来组员们下地干活开始变得懒散起来。无奈之下,夫妻俩只好亲自押阵带着劳力干活。年底一结算,联产到劳的小组,一个劳力分了好几百元,最多的分了2400元。王本跃的集体组一个劳力全年才分到15元,王本跃夫妻俩苦干一年,只分得30元多元。
脾气倔强的王本跃不肯服输,决心在联产到劳上再比一比。1979年拔完棉花柴,他便和妻子一起下了地,借来两辆牛车,干了一个冬春,动了500多方土,硬是把12亩高低不平的碱洼地,整成平坦的丰产田。早春二月,天上还飘着小雪,夫妻俩便把裤脚一挽,开始选墒造地。这年秋天马永新,他承包的23亩棉花,收了8700多斤籽棉。分配加超产奖,共得8100元,一跃成了王庄的“冒尖户”。1981年秋,王本跃交籽棉1万斤,收粮1万斤,收入超万元,人送外号“王三万”。
我第一次采访时“王三万”,发表后却反响寥寥。
1981年9月5日,我又来到到高唐县王庄,这次恰好遇到县委书记翟瑞华带领大队书记们来开现场会。王庄是县委书记翟瑞华的据点,他通过“户学王本跃,队学小王庄”活动,来推动全县生产责任制的落实工作。

1981年9月5日,我又来到到高唐县王庄,这次恰好遇到县委书记翟瑞华带领大队书记们来开现场会。
现场会上,当王本跃说起县委、公社与大队干部对自己的帮助时,讲到动情处,这个1米86的汉子竟伸手擦起了眼泪,说:“党从来没有与农民心贴得这么紧过,干部从来没有这么好过,翟书记一年就到俺家二十次,帮俺出主意,想办法,从播种到秋收,掰着指头帮俺安排,留多少钱过日子,投多少发展生产,哪像个县太爷样,像个朋友,亲哥哥也不过有这么好哩。”听到王本跃的话,我心头为之一振。
“朋友”,多么真切地道出农民对干部的看法。从县太爷到朋友,党的形象变了。短短两年间,农民从一个真心帮他们落实责任制、脱贫致富的干部身上,重新认识了我们党,认识了重新回到人民心中的党。这是我们做多少工作也得不到的收益。过去我们让农民说党好,农民不说,现在没有叫他们说,农民自己说出来了。联想到几年前一次巧遇挖河队伍时见到农民反抗的情景,那时到处像铺满干柴,一点就着。仅仅过去四年时间,党群关系就发生这么大的变化,我是亲眼看到这种变化是怎么发生的,心中不由得生出许多感慨。
散会后,王本跃把翟书记拉到一边说,今年棉花多了,要排队几个小时才收,老百姓有意见。翟瑞华答应马上到棉花收购站解决卖棉难问题。此时王本跃的妻子正好装满一车棉花,随翟书记一起去棉花收购站。翟书记、王本跃二人与我都是老熟人了,收棉站也不远,他们就一路走,一路谈。路很窄,两人并排走也很拥挤。当时翟瑞华书记要王本跃放心,保证棉花能卖出去。看到他们两人表情特别亲切自然,我转身退到棉花地里抓拍了这张照片。

1981年10月9日,这幅照片由徐佑珠、王呈选编发后,《人民日报》在头版以《冒尖户王本跃和他的书记朋友》为题刊发了这条图片新闻。新闻刊出后引起广泛瞩目。穆青当天就提出表扬,新华社也发出通报表扬。短短一个月里,就有50多批人到高唐来参观学习。
后来村里有人和王本跃开玩笑,说:“你的照片上了报,当心成为王庄的姜冒富(电影《月亮湾的笑声》中的一个农民形象),说不定李锦也像那个城里来的记者,到时整你。”王本跃一本正经地回答说:“不会的,老李是个老实人,翟书记是俺的书记朋友,老李是俺的记者朋友,咋会整我喃,俺信得过他。”
从1979年冬天我第一次到王本跃家,到1983年春节,五年间我去高唐王庄13次。每次都到王本跃家去,去时从济南带着点心给王本跃的老母亲,像走亲戚似的,晚上就住在王本跃家。坐在炕上与老大娘从老母鸡到小外孙拉起,一拉半个小时不动身,从老人絮絮叨叨的诉说里,了解农民喜欢什么,反对什么,盼望什么。经过我的多次宣传,王三万成了北京报纸上的名人。

我一到王庄,“王三万”就在大队书记门外蹲着。谈完工作,就拉我到他家吃饭。
当时,“万元户”好像是我的专利,到北京后,老编辑们与我见面拉呱,一见面便说“万元户”来了,似乎我成了“万元户”的代词,总是问“万元户”有什么变化。《人民日报》夜班编辑保育钧在正月初一值夜班时,问起王三万家有什么新鲜事,李锦当场便说出十几件新事。保育钧说:“你写出来吧,写十件新事”。当时刚开始十大新闻,也算赶个时髦,我趴在保育钧的办公桌上当即写出《王三万家的经济与政治》,当即上版,赵c第二天出现在《人民日报》头版中心位置。
当时反映包产到户,我头抬不起来,也不敢抬起来
从乡下回到省城,似乎进了另一个世界。工人们议论,乡下人发棉花财了,出万元户了;干部们不大议论农民富裕的情况,多数人,则是说农村要出问题,少数人站出来一本正经地说:方向错了。
新闻单位的编辑记者们,也是贬的多,褒的少。对农业联产承包责任制态度鲜明的记者是少数人,不敢公开说“包产到户”的好话,怕引起不必要的争论,伤了同志间的和气。平时常有一种压抑感笼罩在心上。似乎是头抬不起来,也不敢抬起来。
这与当时的社会背景有关系。在1980年9月份召开的全国各省、市、区第一书记座谈会上,公开表态支持“包产到户”的只有池必卿等三四位书记,其余大多数是观潮派与反对派。会上通过的75号文件限于当时的条件,提出在贫困落后地区,“包产到户”是联系群众,发展生产,解决温饱问题的一种必要的措施张家嘉。文件没有从正面肯定“包产到户”是社会主义农业生产责任制,争论仍在继续。11月中旬,《人民日报》以整版篇幅发表了曾作过新闻工作的理论家吴象写的反映75号文件精神的长文《阳关道与独木桥》。此文以会上两位省委书记的对话为引子,受到农民热烈欢迎,也受到一些没有摆脱“左”倾思想影响的人的强烈反对。在一个省的政法工作会议上,有些人竟指责此文作者是“教唆犯”世无良猫,要追究其法律责任。长江边一座大城市的分管农业的负责人竟在干部大会上宣布:“谁要继续搞包产到户,是共产党员的开除党籍,不是党员的开除公职。公安局的大门是敞开着的,不希望你们有人进去,但谁一定要往里钻,那也没有办法。”
在1980年秋天,对于“包产到户”的争论,因范围扩大而更为广泛、更为尖锐了,几乎遍及党政各个部门和各个角落,到处议论纷纷,争论遍及全国。有说好得很的,也有说糟得很的,各有理由,谁也说服不了谁。而且似乎越是领导干部,思想阻力越大,很多中央部门和省的领导人对“包产到户”持怀疑态度。有的甚至说:“我要保持革命晚节,坚决反对‘包产到户’,反对单干!”不少地方对农民要求“包产到户”的强烈呼声充耳不闻,或继续使用批判、压制的办法,对已实行“包产到户”的地方则派人下去“纠偏”。当然,也有一部分人热心提倡,他们看到“包产到户”给中国农业带来了希望。
安徽省庐江县委书记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这个县与万里在安徽省搞“包产到户”试点的肥西县边连边,地连地。他在四级干部会上宣称,“庐江县要搞‘包产到户’,除非我县委书记不干或者把我撤掉。”“谁搞包产到户,就以破坏生产论处,原始之魔逮捕他。”并且自封庐江县是“坚持马列主义县”,要与“修正主义县”开展比赛,要在大灾之年见高低。对要求“包产到户”的群众与干部,他声色俱厉地说:“你们要搞‘包产到户’,可以搬到别的地方去搞,也可以搬到台湾去搞,我们这里不能搞。”南闸公社姚湾大队批斗了社员王同明;杨柳公社逮捕了杭头大队社员张开香、张世彩、黄安珍,关在县公安局多达15天之久。
安徽省在1980年粮食减产15.5亿公斤。减产的主要是落实“包产到户”责任制动荡不安的几个地区,而坚持搞“包产到户”的县基本上都增产。可以想象,在万里同志发动搞家庭承包的地方出现这样的事,而且是在万里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农委主任后在安徽出现这样的“回潮”,斗争在其它地方就更为激烈,也更为尖锐了。
当时,社会上议论比较集中的问题主要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根本问题是“包产到户”与分田单干的区别没有划清。
“看产量喜人,看方向愁人。农民只顾眼前利益,要求‘包产到户’是农民自私落后心理的表现。支持‘包产到户’就是迁就农民的落后意识。”
“‘包产到户’的关键是分而不是包,是分田单干,不仅退到了资本主义,而且退到了封建主义,倒退了几千年”。
“社会主义没方向,无产阶级专政没对象变种巨鳗,党的领导没榜样,学习马列主义太抽象。”
对于这些议论,必须从两个范畴去认识和判断问题。一是现象与实质,即“包产到户”的实质是什么?二是主流与支流问题,推行包产到户责任制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是属于什么范围的问题。
鲁西北地区农村在1980年实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大体上包括几种类型:单项作物的包产到户;土地整体承包,包干到户;“五定一奖”或“四定一奖”,在“几统一”前提下实行奖罚;小组作业,在集体积累比较雄厚的地方,联产计酬,承包到组。
从以上几种情况分析,各种责任制形式都是以承认生产队为前提的。以队为主,户是生产队的承包单位,社员与队里签定承包合同。土地这一最重要的生产资料是国家的,没有农民把土地看成私有财产,这与50年代农业合作化前的单干有本质区别。从实际情况来看东宫弃妃,土地承包到户后,生产队仍然对生产资料拥有统一支配权,生产队的牲畜、农具等相当有限的生产资料所有权也没有转移。有些队把牛与拖拉机交由社员使用,也是以承包的形式而不是财产转让。在生产资料公有制这个问题上没有违背马克思主义原则与社会主义制度。
再从分配制度上来看,几乎所有的承包形式都坚持按劳分配的原则,多劳多得,少劳少得;分配的标准是生产队制定的,生产队拥有统一分配权;生产队可供分配的产品多了,由于前几年产量低,定额的数量普遍高于实际产量,现在生产队所得和支配的也多了;收入分配拉大了,这正是真正实行按劳分配的结果。尽管差距拉大,但所有的人收入都比过去增加了,这是事实。所以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坚持了社会主义“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
列宁说过:人类从资本主义只能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即过渡到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既然在生产资料公有制与按劳分配这两个重大问题上没有违背社会主义原则,以“包产到户”为代表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便走的是社会主义道路,我们的宣传报道方向便也是正确的。
其实,当时我们还没有上升到更高的认识程度,就是衡量社会主义优越性的首要标准是生产力的发展,邓小平多次提出要使中国富起来,首先必须解一个根本的理论问题,即什么是社会主义。邓小平最早提出这个问题是在1980年4月,他在讲到思想解放时说:“不解放思想不行,甚至于包括什么叫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也要解放思想。经济长期处于停滞状态总不能叫社会主义。人民生活长期停止在很低的水平总不能叫社会主义。”①查阅《邓小平文选》及有关资料可知,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这是邓小平一直在思考和努力加以解决的一个问题,从1980年4月到1992年的南方讲话,在《邓小平文选》中就可查到11处是专门论述这个问题的。他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要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如果按照邓小平提出的标准衡量,1980年鲁西北地区农村推行农业生产责任制,棉花总产猛增两倍半,农业总收入一年增加了57.3%,农民人均分配由46元增加到94元,许多社队一年分的现金相当于前20年的总和。这是社会主义大发展的时期,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应视为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巨大推进器。可是,当时由于理论上的不成熟和认识的不足,我们还没有从这个基点回答问题。仅仅从生产资料所有制与按劳分配两个方面为“包产到户”进行辩护,因此我们在思想上处于“防守状态”,而不是“进取状态”。
即使是从所有制与分配原则探讨,“包产到户”也是站得住脚的。在思想上我们认为自己是坚定的社会主义者,是维护了社会主义方向。至于在农村推行家庭联产承包出现的干部“放羊不管”和集体财产遭受破坏的情况,主要应视作干部与管理问题,不属于问题的主流。
正因如此,我们应当全力维护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个新生事物,在一片“糟得很”的议论中要明辩是非,站稳脚跟,敢于坚持真理,为农民讲话,为历史的进步做出自己的贡献。
“毛主席领导翻了身,老邓领导有饭吃”
“第二次翻身,第二次解放!”这是茌平农民说出来的,是我最早听到这种意思的话,时间是1980年12月。以后,邓小平讲“第二次革命”是1985年的事。第一次听到这层意思,确实感到新奇,有种震撼袭击自己的心房。
李寨村的农民把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看成是“第二次解放,第二次翻身”,是他们对自己生活质朴的感受,也是理性的归纳。然而,这正是整个中国农村生产力发展实况的写照。在整个20世纪,中国农村发展最快的便是这两次解放,后来被认为是“二次革命”。
第一次解放,是40年代末50年代初实行土地制度改革。中国共产党建立政权后,就着手抓土地制度的改革,在东北、华北的解放区则搞得更早一点。周立波的《暴风骤雨》、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与韩丁的《翻身》都写的是土地改革的情况,当时主要矛盾集中在掌握土地的地主富农们与贫雇农身上,焦点是谁占有土地,谁在村中控制决定权的问题,斗争激烈而曲折。从1949年到1952年底,农民无偿地分得7亿亩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免除了每年大约350亿公斤粮食的地租剥削和其他封建性剥削。农民开始成为土地的主人,不再是为剥削者干活,而是在为自己干活,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空前高涨,农村经济出现自20世纪以来的最为繁荣兴盛的局面。
茌平县李寨的李庆华在土改第一年就能吃饱饭,向国家交上余粮。中国的农业生产和农民的命运发生了很大的变化,1952年贺太太的前夫,全国农业总产值比1949年增长48.8%,比1951年增加15.3%;粮食总产量比1949年增长42.8%,比解放前最高年产量增加11.3%;棉花产量比1949年增长193.4%,比解放前最高年产量增加53.6%,这样的增长速度在20世纪的中国历史上是罕见的,事实说明第一次解放带来了中国农业生产力的大解放。
马克思和恩格斯特别强调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还要发展生产力,消灭贫穷的问题。他们指出:无产阶级取得统治并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无产阶级国家手中以后,就要尽可能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因为如果没有这种发展,那就只会有贫穷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就必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也就是说,全部陈腐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①马克思主义是强调生产力发展的,并且指出生产力不发展,将对新政权带来危害。

定陶县南王店乡十里铺生产队23年没有娶过媳妇的村庄,11户在1980年一下子娶了五个新娘。这张照片由人民日报刊登。
毛泽东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看成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从而解决了社会主义社会自身发展的动力问题,这是毛泽东的一大理论贡献。但在实践中,毛泽东则更多地注意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重视其对生产力和经济基础的反作用,把它们看成是起决定作用的东西,正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看到革命二字就高兴。因此,常常忽视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适应性,特别是生产力对社会发展的决定作用,这是毛泽东失误的根本原因。毛泽东自己也曾经说过,你们爱研究生产力,我则专门研究如何改变生产关系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1962年,他在七千人大会上又公开承认这个缺点:“我注意得较多的是制度方面的问题,生产关系方面的问题。至于生产力方面,我的知识很少。”①尽管他认识到这个问题,但他没有能力改变自己的错误,而始终强调“政治挂帅”、“阶级斗争”等主张,对“唯生产力论”提出批判,坚持所谓的“抓革命,促生产”,先后强行推行人民公社制度与进行“文化大革命”,结果越抓革命,生产力越落后。
在农业发展的实践中,毛泽东不停地发动生产关系领域的变革,从土地改革时期的单干过渡到互助组,从互助组过渡到初级社,又从低级合作社过渡到高级合作社,又从高级合作社过渡到人民公社,生产关系的变革一级高一级,可是生产力并没有多大发展,还是土改后单干时期的锄头、犁耙与耕牛。直到1978年,全国仍然有近两亿农民的温饱问题没能解决,农村人口中文盲、半文盲占一半左右。这一年,全国农民人均收入只有134元,比建国初期只增加70元,在世界各国中被排列在那些受人轻视的贫穷落后国家之列。
如马克思、恩格斯所指出的,中国农民“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就必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农民起来闹开了革命,出人意料地掀起了历史大波澜,形成不可阻挡的潮流。据后来统计,1979年至1984年间,中国农村的发展速度是惊人的。
李寨农民高喊“第二次翻身”,喊出了时代的最强音!从1979年到1984年中国农村发展的历史证实了农民的预感,并且为中国改革的领袖邓小平所肯定,称之为中国的“第二次革命”。
邓小平在1985年3月28日会见日本自民党副总裁二阶堂进时说:“现在我们正在做的改革这件事是够大胆的。但是,如果我们不这样做,前进就困难了。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①对于这场改革的目的,他说:“农村改革实际上是一场革命,其目的是解放生产力。”这就把改革、革命和解放生产力联系起来了。邓小平还说:“改革首先是从农村做起的,农村改革的内容总的说就是搞责任制,抛弃吃大锅饭的办法,调动农民的积极性。”①
如果说社会主义政权建设与土地改革使得生产资料所有制问题得到解决,而改革开放与农业生产责任制推行,则使经营自主权与分配权的问题得到解决,寻找到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实现形式,这便是共产党在50年间对中国农民做出的两大贡献,也是对农民的两大功德。农民说“土改是农民第一次大解放,责任制是第二次大解放”,“第一次翻了身,这一次吃饱了饭”,“毛主席领导翻了身,老邓领导有饭吃”。这些发自农民内心的呼声,在鲁西北棉区到处可以听到。
在李寨看到舞龙,是我在农村改革初期看到的第一条龙,然而,我知道倒海翻江的时代一定会到来。在公开报道中,我原来报道农村变化时只是写“10多年没有分到现金”,对“文化大革命”10年的否定是已经定了调子的事,而对近30年来“左”的思想在农村的推行,上面还没有这个调子星新一简介。我这样写是从茌平报道开始的。对于理论界也是有意义的,我是喊出天下第一声。

2008年,当年新华社发稿的“万元户”两个没过门的儿媳,现在已经当奶奶了。40年过去了已经两代人出生了,照片上的大孩子也快20岁了,过几年“万元户”的第五代就来到世界上了。新一代大概不知道“万元户”是什么意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