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晋以来中国寨堡发展轨迹及其阶段特征研究 罗权:-中华文化论坛
【摘 要】寨堡是古代军队或百姓为抵御敌人侵袭,以木、土、石、砖等材料环绕修筑而成的封闭性军事防御设施,包括军队为了应对屯驻需要而修筑的军寨、百姓为了在战乱中自保而修筑的民寨。汉晋以降,每当社会动荡之际,百姓本着守望相助之精神筑寨自卫逐渐成为普遍现象,并在明清两代达到高峰。民寨发轫之初,多为百姓守望相助以应对动荡之局势。唐宋以后,其对维持基层稳定的重要性逐渐得到朝廷认可。嘉庆白莲教之役,清廷自上而下采取一系列坚壁清野的举措,促使民寨由民间自发向国家控制的模式转变。
【关键词】寨堡;守望相助;国家控制
【中图分类号】 K20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1008-0139(2018)8-0054-12
寨堡是古代军队或百姓为抵御敌人侵袭,以木、土、石、砖等材料环绕修筑而成的封闭性军事防御设施,包括军队为了应对屯驻需要而修筑的军寨、百姓为了在战乱中自保而修筑的民寨。因此寨堡有军寨与民寨之分,本文主要讨论民寨。汉晋以降,每逢乱世,百姓本着守望相助的精神,通过据险构筑防御设施,自发筹措武器粮秣以达自卫之目的。这些民间防御设施,汉晋有“坞”“堡”“垒”“壁”等名,唐以后则一般称为“寨”“堡”,本文为了论述方便,以寨堡统称之。寨堡是中国古代聚落的重要形式,对古代乡村社会具有重要影响。以往对寨堡的研究,主要关注其在某一特定历史时期所发挥的作用,而对不同历史时期的比较研究重视不足,①造成对寨堡的研究呈现片段化、零散化、割裂化的状态,没能在宏观上对寨堡发展的历史脉络进行梳理。通过对历史时期寨堡产生背景及发展脉络的分析,可以对其在中国历史进程中的作用提出更为客观的评价,并能更深入了解古代社会动荡时期乡村社会的组织形态。
一、守望相助——宋代以前社会动荡与寨堡兴起
人类聚落产生之初,就通过挖掘壕沟、修筑围墙的方式防御野兽及敌人的侵袭。战国以前,国王、诸侯、士大夫修筑城池以为屏障,城池之外则不设守,呈现“禁防疏阔,凡一切关隘阨塞之处,多不遣兵戍守,敌国之兵平行往来,如入空虚之境”①的局面。但每当战乱之时,乡野百姓在聚落周围构筑防御工事亦有可能,惜乎文献无征,使我们无法了解其面貌。
文献中明确记载乡民修筑防御性聚落的开端,可追溯到两汉之际,其称有坞壁、坞堡、营保、堡壁、垒壁等名八马赛珍珠。坞壁至晚在西汉武帝之时就已经出现,最初是汉代边境地区烽燧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②至新莽乱政,豪杰并起,天下大乱,地方豪强将这种边境御敌之法应用于保卫乡里,“往往聚为营保,各坚守不下”③。研究表明,两汉之际民间修筑坞堡自卫者遍及北方,其中以长安为中心的三辅地区、洛阳为中心的中原,以及黄河以北地区等三个区域最为集中。④此时的营保、坞壁,已经不是各军队之间为了战争目的而修筑的营垒,而是百姓为躲避战乱,本着守望相助之精神而自发修筑的防御设施,被学术界看做民寨起源。⑤
东汉末年群雄混战,华北地区呈现“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悲惨景象。一些世家大族依托坞壁,聚众自守,如《三国志》载:“(常林)依故河间太守陈延壁。陈、冯二姓,旧族冠冕。张杨利其妇女,贪其资货。林率其宗族,为之策谋,见围六十余日,卒全堡壁。”⑥经过西晋短暂统一后,天下又复大乱,各地居民又复屯聚,仅《晋书·石勒传》一篇,关于“堡”“壁”的记载就有9处,地域上分布于上党、魏郡、顿丘、冀州、黎阳、襄阳、寿春等地,涵盖黄河流域、淮河流域、长江以北等地区。⑦在巴蜀,由于李特率领流民起兵反晋,“蜀人危惧,并结村堡”⑧;在关中,后秦解体后,“关中堡壁三千余所,推平远将军冯翊、赵敖为统主,相率结盟”⑨;在江南,“村屯坞壁之豪,郡邑岩穴之长,恣陵侮而为暴,资剽掠以为雄”⑩。从文献记载来看,当时寨堡的修筑者不仅包括汉族,还有鲜卑、羯、氐、羌、巴、乌丸、乌桓等少数民族。寨堡实际上是各族百姓为抵御外敌侵袭而修筑的防御聚落,这在当时已经较为普遍。
汉晋时期的寨堡,是一种地方豪强领导下独立性很强的防御性聚落,它阻隔了寨堡内外的权力流通,虽然保卫了寨堡内部的百姓,却也成为国家大一统的障碍。东汉年间,坞壁就曾成为统一的阻碍力量。东汉建武二年(26年),汉大司徒邓禹率领大军进入关中,但在战事节节胜利之时,却因无法取得关中村堡的拥戴,终为缺乏粮草而导致士卒溃散。而起兵于汉中的延岑,也正因为营堡势力的支持,得以乘势北入关中。为了统一关中,光武帝刘秀以冯异取代邓禹,他总结了邓禹失败的教训,认为“今之征伐,非必略地屠城,要在平定安集之耳”,告诫冯异重视对关中寨堡的控制,其办法是“遣其渠帅皆诣京师,散其小民令就农桑,坏其营壁无使复聚”,①即铲除民间寨堡内部的军事力量,恢复经济生产。然则东汉一世,依托于坞壁的豪强武装仍在不断发展,成为削弱中央集权的一大势力,也是导致汉末军阀割据的根本原因。
在两晋南北朝战乱频仍的背景下,寨堡武装作为一股独立的力量,对各政权的影响很大。西晋灭亡后,北方的地方行政机构与基层社会组织随之瓦解,地方豪强纷纷以宗族相号召,倚险筑堡,组织自卫武装以保卫自身财产。百姓为免受流离之祸,往往跻身其中以求庇佑。由于政权更迭频繁,地方行政机构一直无法恢复,各政权对地方的统治只能依托民间寨堡,采取任命坞堡主作为地方军政长官的办法,间接对其征兵、纳粮,这些坞堡组织遂成为一种临时的集经济、军事与政治之权于一体的基层社会组织,暂时行使着某些政治职能,发挥了地方行政机构的部分社会作用。②北魏进入中原以后,虽欲消除地方军事力量的影响,广置军府、行台等机构以镇之ca1557,实行军事高压政策,但广大的乡村依然掌握在那些遍及原野的坞壁势力手中。面对北魏政权的高压,他们不断掀起反抗斗争,甚至达到“犯者已多,不可悉诛”的程度,迫使北魏政权不得不“大赦以纾之”,③实行宗主都护制,承认坞堡豪强的特权。但是,坞堡豪强势力毕竟与王朝强化中央集权的意愿相悖,坞堡主拥有独立的军事力量,对中央直接管控地方形成掣肘,甚至可以说是一大隐患,当中央政权式微之时他们即可叛逃甚至反戈相向。同时,坞堡的存在极大阻碍了国家赋税的征收,坞堡之内“民多隐冒,五十、三十家方为一户”④,使国家掌握的户口数大减。这些荫附之民“皆无官役,豪强征敛,倍于公赋”⑤,实际上是豪强的附庸,并不为国家缴纳赋税。故北魏统一北方后,依靠强大实力以三长制取代宗主督护制,削弱地方豪强势力,清查荫口,将其重新纳入国家的管控中,坞壁随之衰落。随着隋唐大一统时代的到来,这种战时特有聚落形态也就失去其存在之土壤,迅速消亡。
安史之乱后,北方乡民又复屯聚,“河朔之民,苦贼残暴,所至屯结,多至二万人,少者万人,各为营以拒贼”⑥。安史之乱平定后,唐王朝无力控御飞扬跋扈的割据藩镇,更无法抽身镇压风起云涌的反叛武装,遂“令天下乡村,各置弓刀皷板,以备群盗”⑦。面对乡闾不宁的居民,地方豪强又纷纷屯聚,四川大足现存的《韦君靖碑》,记载了当时筑寨的情形:
永昌寨者,君靖韦公所建也。顷乾符之际,天下骚然,旱蝗相仍,兵戈四起,公覩兹遐僻,人不聊生,遂合集义兵,招安户口,抑强抚弱,务织劝农,足食足兵,以煞去煞……乃于景福元年岁春月,卜筑当镇西北维龙岗山,建永昌寨。兹山也,上掩霄霭,下抗郊原,矗似长云,萃如断岸,崕献重疉,磴道﨑岖,一夫荷戈,万人莫上。由是芟薙草莱,相度地形,人力子来,畚锸云至,连甍比屋,万户千门,髙亢濬流,深□□沟洫。烟笼粉堞,雾捧珠楼,龙吟笳角之声,雷动鼓鼙之响。而又良工削墨,心匠设规,筑城堡二十余间,建敌楼二十余所。⑧
时值黄巢攻破长安,唐僖宗仓惶入蜀,而涪州刺史韩秀升乃以武力割据峡江,切断江淮贡赋,要挟朝廷,川中各将也擅权相争,导致战乱不断,永昌寨就是这种背景下由当地豪族韦君靖主持修筑的。后来,韦君靖也依靠寨堡聚集的军事实力得到王建赏识,收为假子,更名王宗靖,封昌州刺史。①
综上可知,自汉晋迄于唐,每逢乱世,在国家军力无法维护地方安全的情形下,乡民每每在地方豪强的带领下修筑寨堡,屯兵自卫。这些寨堡,多为应对突发战争而修筑的临时性防御聚落,彼此之间缺乏足够的联系,成为独立的集政治、军事、经济职能为一体的基层组织。各政权领袖为了巩固自身势力,往往以假借名号的方式对其进行拉拢,对反抗者则予以消灭。寨堡之领袖为了保护集团利益,并谋求个人发展,也往往投靠某一势力,并为其提供粮秣、兵力的支持,但依然保持一定独立性。当大一统到来之时,这些有着较大独立性的寨堡就会成为国家推行统治的阻碍而遭到取缔,随之消亡。
二、国家权力的渗入:宋至清初的寨堡
北宋建立后,为了改变唐中期以来藩镇割据的局面,集军权于中央,实行“重文轻武、强干弱支”的国策,致使国家战斗力严重下降,无法抵挡辽、西夏的进攻,故在沿边地区建立以“城—寨—堡”为中心的防御体系,并积极训练边民,使其参与城寨守御的工作,在北宋末期一些区域甚至还出现了土兵“弓箭手”全面代替禁军、厢军来戍守寨堡的现象程桂兰。②“靖康之变”进一步暴露了北宋正规军的无能,面对金兵大举入侵,百姓纷纷自发组织义兵据险屯守,“河东、西不从敌国而保山寨者,不知其几”③,民寨又进入一个大发展时期。随着金兵南下的步伐不断深入,百姓所筑寨堡的分布范围亦由黄河流域向淮河地区拓展,“江北之民,誓不从贼,自为寨栅,聚众以守者甚众”④。由于南宋与金在秦岭—淮河一带长期对峙,淮河沿线百姓修筑的山水寨就成为了抵御金兵的重要屏障。这些山水寨民兵,或截断敌人粮道,或攻击敌人游骑,有的还配合宋军作战,甚至有独立抗击敌主力部队的李彩烨。⑤当时淮河沿线结寨自保的百姓数量众多,如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金主完颜亮南侵,“所残破处安丰、壕、盱眙、楚、庐、和、扬凡七郡,其民奔迸渡江求活者几二十万家,而依山傍水,相保聚而自固者,亦几二十万家”⑥。按一家五口人计,七郡入寨堡据守的百姓就达一百万左右。
宋代寨堡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其受到王朝的重视而成为边境御敌的一个重要手段。为了抵挡金人的凌厉进攻,宋朝将领纷纷寻求与当地义军合作抗敌,宗泽据守开封之时,“据形势立坚壁二十四所于城外,沿河鳞次为连珠寨,连结河东、河北山水寨忠义民兵”⑦。金主完颜亮南侵之时,知庐州事杨春亦联合焦湖水寨乡兵共同抗敌。⑧当宋军北进之时,亦重视联合民间山水寨,如王彦进军黄河以北作战不利之时,即派人联络寨堡义军,“忠义民兵首领傅选、孟德、刘泽、焦文通等皆附之,众十余万,绵亘数百里,皆受彦约束”⑨。岳飞北伐,亦“命梁兴渡河,纠合忠义社,取河东、北州县”⑩。但寨堡百姓作为民间自卫武装,毕竟战斗力有限,防守有余,出寨杀敌则不足。对于宋廷而言,他们却是抗敌的重要力量,边境官吏为了保持其战斗力,不仅对其定期教阅,遇有战时还不断征调以供驱使,给寨堡百姓带来不少负担,因此发生了不少抗拒朝廷的事件,甚至还与敌人私自贸易,出现“因生存问题而模糊政治界限”的情形。①
元末农民起义爆发后,各地又组织“义兵”,结兵立寨以求自保,甚或协助元军,一起镇压起义军。②其中一部分也加入到反元的行列黑色神幻,如明玉珍与里中父老千余人于青山结寨自保,徐寿辉以“来则共富贵,不来举兵屠之”之言威胁之,迫使他最终加入反元之列。③明一统后,这些寨堡也就随之遗弃。
明末农民起义爆发后,乡民以山寨为中心形成了一定的纪律,发挥守望相助之职能,选取险要之处,“垒石若城郭,按户籍而任版筑,役即避地氓庶,籍丁壮而守之”④,并选择当地有名望之缙绅儒流为寨长,据寨自守。此时寨堡的分布范围遍及豫、鄂、皖、赣、川、陕、楚、晋诸省,河南“开封、汝宁间列寨百数……南阳列寨数十……洛阳列寨亦数十”⑤;大别山周围地区“蕲、黄山寨三百有奇,名寨四十八,潜、舒、英、霍、桐、太、宿名寨二十有四,德安、汝宁等处山寨四百八十九,罗田名寨二十”⑥;陕西“乡间旧堡寨所在多有……耆老相传,为明季流贼而筑”⑦;朝邑县泰安堡,“明末流寇猖獗,邑孝廉雷于霖倡众并筑”⑧;紫阳县“明季暨国初,邑境当川楚流寇之冲,居民筑寨自固”⑨;山阳县“明季遭流寇之变,深山穷谷,非扼要据险结为栅寨,余民真无孑遗矣”⑩;四川垫江钟嘴寨“明末张献忠之乱,程征吉纠合义士十七人于其上,附者三百家,男女千余口,巨寇余大海、李鹞子围之,三月不下”,奉节寂静坝“明末流寇四出,掠治地界,前后俱遭涂炭,惟此地岩立团寨,贼闻遁去,不闻戎马之声”。然而,明末的民间寨堡多为自卫,并没有得到明朝的重视和支持,诸寨堡在流民军队的进攻中能自存者乃是少数,更不能够对明朝重塑地方秩序带来助力,甚至出现“土寨剽掠公行,相攻杀无已”的局面,加速地方秩序的混乱。
清军入关之后,实行野蛮的剃发和杀戮,引起汉族士绅不满,纷纷结寨自立,与南明政权联络,陕西“自旬阳抵汉一带寨民,俱已助贼,声势相倚,不下数万”,此处所称之“贼”,即是屯聚于三峡地区的“夔东十三家”,他们归附于南明永历政权,与清廷对抗,一直持续到康熙初年。湖北、安徽、河南一带也有不少寨堡结交南明,与清廷对抗,湖北郧襄一带“远近各寨接连……肆虐数百里,势在虎踞”;黄冈“白云寨寨主易道三负固称兵,号召王光淑等四十八寨,联络英山土寇,阻逋粮饷,抗违剃发令”。南明朝廷的一些有识之士,也希望团结地方寨堡的力量对抗强大的清军,史可法即亲赴豫、湖、皖等处“走檄山民,结寨团守,以遏贼踪”,湖北巡抚宋一鹤亦躬莅蕲、罗诸山寨,“资以军火饷需”。山寨为了壮大声势,也多借助南明宗室或官员郑宸,如安徽实力最强的寨堡飞旗寨以明宗室朱统锜为首领,周围各寨皆听其号令;湖北黄州诸寨也以明宗室朱蕴严为领袖;罗田县城被攻破后,县令白自忠得到诸山寨的欢迎,英山知县高在仑亦得到了同样待遇。①除此之外,山寨之间也纷纷结盟,统一号令,如德安、汝宁等处的四百多座山寨,即以杨之易为盟主,奉史可法、梅之焕之令。②可见,明末清初的山寨,是有一定组织性的,也受到南明朝廷部分官员的重视。但是,这种重视并不是主流,南明朝廷内部忙于内斗而往往忽视寨堡“义军”的重要性,使其基本处于各自为战的状态,最终亦不能抵挡清军铁骑,纷纷归于失败。
综上可知,宋代迄于清初,民间自发修筑的寨堡开始得到地方官员、前线将领的重视,进而受到朝廷的关注。为了使这些武装力量为己所用,宋、明朝廷纷纷采取给予寨堡首领官爵、资助兵器粮草等手段加以笼络。但是,民间寨堡与王朝的关系并不是牢固而直接的隶属关系,寨堡本身一直有相当大的自主权,随时可能脱离朝廷的管制,甚至在作战不利之时加入地方阵营,出现“投敌”行为。
三、从地方自卫到国家防御——嘉庆白莲教战争寨堡组织形式的转变
嘉庆元年(1796年)爆发的白莲教战争,促使寨堡的组织形式发生了明显转变。这次战争波及湖北、河南、陕西、甘肃、四川等地,影响巨大,但白莲教军并不与清军正面作战,而是采取“不整队、不迎战,不走平原,惟数百成群,忽分忽合,忽南忽北”的游击战法。③清廷虽调大军围剿,但川陕楚交界的秦巴山区政区犬牙相错,崇山峻岭绵亘数千里,路径纷繁,“及官兵择隘堵御,贼又向无兵处滋扰,以致有贼之地无兵,有兵之地无贼,并有贼过而兵犹未来,有兵到而贼已先去者”④,其结果必然是“贼至兵无影,兵来贼没踪,可怜兵与贼,何日得相逢”、“贼来不见官兵面,贼去官兵才出现”。⑤在战争的前三年,清廷出动正规军十余万,耗费巨额军费。⑥与之不相称的是,白莲教军越剿越多,涉及区域越来越广,出现“新起之贼多于剿除之数……贼愈剿而愈炽,饷徒糜而罔益”⑦的状况。正如严如熤所言:“军兴数载,师老财匮。以数万罢惫之众,与猾贼追逐数千里长林深谷中。投诚之贼,无地安置,则已降复乱;流离之民,生活无资,则良亦从乱。”⑧清廷依靠军队正面作战的传统模式,已不能取得战争的胜利。为了防止遭到叛军劫掠,乡民又复修寨筑堡以自卫。与前代不同的是,官方的力量在筑寨浪潮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乾隆六十年(1795年),在战争初显端倪之际,湖北吕堰驿巡检王翼孙就对辖区内村寨酌立防守八条,包括将单弱之村暂时搬入大村守卫,团练乡勇、囤积粮草,设头目对寨中人士进行管理等内容,已经可见寨堡团练之雏形。⑨然准备尚未就绪,白莲教即已攻入吕堰驿,王翼孙战死,其法不得实施。与之毗邻的竹山、竹溪、郧西、白河一带,山险民少,县城多无城垣,难以固守,地方官带领乡民筑山寨、兴团练,其中尤以郧西为最,成为白莲教战争初期防御最得力的地区,“团练民勇,据险拒守,贼魁齐王氏等为其民勇所戮,故郧西乡兵,冠于楚北”①。嘉庆元年(1796年)九月,川北白莲教起,部分有识的州县官员纷纷组织境内筑寨。梁山令方积带领士绅毕钟望、吴承汉等数十人遍访梁山各地形势,择险要之地筑寨百余,其中以七斗寨最大,方积将其作为县内堡寨体系之核心,由他本人亲自督建,可容居民十余万。合州知州龚际美划分境内为若干团,令筑寨自守,以一万八千两银分拨各地以筹补不足,“为之申戒令,峙刍粮,备器械,严津渡,谨斥堠,要隘村落垒寨森立,联络声气,互相应援”②,建立以寨为中心,以关、卡为补充的寨堡体系。南充知县曾自柏除令境内百姓筑寨外,还拟定了《办理团练章程》通行于县境,以使团寨结合。③一些州县城池不坚,不能固守,官员还择险修筑大寨作为临时驻所,如东乡令刘清修筑的大成寨,通江令徐廷珏修筑的安辑寨等,城墙、敌楼、官署、书院、监狱、仓廒、街道等设施一应俱全,与州县城池无二,完全可以行使州县城池的职能。
清中期以前朝臣或地方官员与民寨的联系,多是在寨堡形成之后,采用资助钱粮、奖励寨长的方式确认对其的管理,而寨堡本身具有较大自主权,寨堡的成败亦更多取决于寨长的优劣。而清中期白莲教战争爆发以后,湖北、四川的州县官员对境内寨堡的修建过程,实现了真正的领导监督,从寨堡的选址、形制等方面提出指导性意见,不少州牧县令还亲赴各地指挥营建。曾自柏的做法是“亲诣各乡,面谕衿约,激以大义”④;通江安辑寨的修筑,知县徐廷珏从选址到修筑都充分参与,并为其更名;宣汉大成寨的修筑,知县刘清“因率众集寨上,凡近乡积储悉令移运上贮,为之修隘补缺,设楼橹,备矢石,昼夜兼营”⑤。各州县官员对于寨堡修筑的领导,并不仅仅以督导、劝慰的方式进行,而多采取行政命令的方式强制执行。白河县城狭民稀,难以防守,县令严一清乃募集周围百姓于城外天池岭筑大寨并令数十里之内百姓俱注造册籍,搬入其中,违者罪之。对于距离遥远无法搬入县城的百姓,严一清还“亲历四乡,悉心筹画,相度情形”⑥,令各村选址筑寨。梁山县令方积不仅明令士绅各率众筑寨,自己还“复亲历诸寨,为之指画,鞭其不用命者”⑦。
寨堡的作用不仅得到州县官员的重视,前线带兵的将领在与白莲教军作战过程中,也认识到村庄市镇居民散处,山内路径纷繁,仅恃在一二隘口置乡勇保护难以防卫,所以百姓即使不参加白莲教军,往往一闻其至即仓皇躲避,粮食衣物任其所取,导致白莲教军的粮食、兵员的补给较为容易,因而单纯的堵截、围追难以奏效。嘉庆二年(1787年)十月,明亮、德楞泰联名上奏,要求朝廷联村设堡,⑧同时还下令受白莲教滋扰各州县“刻即示谕村庄民人,并力通信,各筑土堡,挖掘深壕,群聚防守,并选派文武绅士耆老为之董率”⑨。但是,清廷对这场战争盲目乐观,认为“筑堡烦民,不如专禽首逆”⑩,斥责明亮等人的做法是“舍其急而图缓,于军务未免分心”,寨堡之法并不能够全面推行。
此时,不仅川省官员、百姓开始建造寨堡,白莲教军也多因山修筑营垒,如林亮功据开县白岩山、王三槐据云阳安乐坪、罗其清与冉文俦连兵方山坪,皆因险筑寨、遍立关卡,且耕且战。清军要想攻克这些寨堡,时间动辄经年累月,损兵费粮。攻克之时,白莲教已乘间远窜,清军又不得不尾追之。川陕楚交界地带山脉纵横,道路纷繁,处处可通,白莲教多土著,习于山内道路,惯于爬山涉水,又多因粮于民,以秦巴老林之毛竹作为主要武器,转移之时不需要负重,行动迅速。清军则不同,着铠甲,背刀矛、鸟枪、弓箭、火器、铅弹,重达二三十斤,行走不易,且多为他省外调而来,不熟悉山地作战,登山半日汗流气喘,行军十分迟缓。①加之军粮转运费力,常需坐等粮秣,故每日只能行二三十里,难以追敌,即使赶上,士兵已疲,不堪战斗,多半虚张声势,不敢与之对敌。清军疲于奔命,白莲教军却愈发壮大,一年间连陷通江、东乡、太平、巴州、长寿等州县城池。嘉庆二年(1796年),白莲教各部于达州会盟,立青、黄、蓝、白、线等号,分设掌柜、元帅、先锋、总兵等名目,从容分兵四出,朝野大震。
嘉庆对于军队在战场上的节节失利大为恼火,先后撤换总统诸军的永保、惠龄、宜绵等人,以在苗疆屡立战功的骁将勒保接任。嘉庆三年(1797年)正月,勒保达到四川梁山,准备围剿盘踞云阳安乐坪的王三槐。此时,梁山令方积以其在梁山筑寨的经验向勒保禀报,并上《倡议练兵修寨四事疏》,概况了平定白莲教的四个要点,即“操练乡兵以备堵截”“修凿城池以定民志也”“设法储粮以备缓急”“广修山寨合力守御”。②与此同时,长期在宜绵军营内参赞军务的庆阳知府龚景瀚,也提出了著名的《坚壁清野议》,总结了白莲教日益壮大的原因,指出修建寨堡、坚壁清野是战胜他们的唯一手段,并提出了具体的操作方法,包括“慎简良吏”“相度形势”“选择头人”“清查保甲”“训练壮丁”“积贮粮谷”“筹度经费”等。③
为了避免重蹈宜绵等人的覆辙,勒保决定改变战争策略,采坚壁清野之议,颁布《通饬川东、川北各州县悉令百姓等依山附险各结寨落章程》,令川东、川北白莲教活动之区加紧筑寨。各村落百姓遵令于附近处所,或因山筑寨,或因洞设寨,或平地修堡,短期内即修筑了大小寨堡数千个。这些寨堡既能够独立坚守,亦可互相应援,加之清军从后追击,使白莲教难得休息,兵员、粮秣的补充亦变得艰难。百姓无事务农,战时入寨防御,不仅能够达到“坚壁”之功,还能收“清野”之效,故白莲教之役中作为双方胜负手的“坚壁清野”之策,其核心就是令民筑寨自卫。自寨堡体系形成后,“(乡民)谷米悉聚于寨,贼退则耕,贼来则守。既已熟悉贼情,贼攻寨必与斗,或率众邀截其尾,贼于是无所为,地方亦稍有安帖之象”④,战场的形势逐渐为清军掌握,“所至俱有堡寨,星罗棋布,而官兵鼓行随其后,遇贼即迎截夹击”⑤,使得原来无法被清军追击的白莲教军损失惨重,不断裹挟的态势渐趋逆转。“川民自结寨守御以来,贼难掠食,日剿日减,即溃窜数队,每队亦止千百,未尝有新增之贼。”⑥自嘉庆二年王聪儿所率襄阳教团主力被歼后,白莲教战斗的中心转入四川,王三槐、徐天德、罗其清、冉文俦等四川系白莲教皆拥兵数万,盘踞川东、川北一带,使四川成为主战场。勒保在四川通令筑寨后,四川的形势又复逆转,王三槐、罗其清、冉文俦等著名教首纷纷被擒,出现“川东、川北各贼每思窜往他境”的状况。⑦
鉴于勒保在四川的成功,清廷对白莲教的对策也从最初单纯军事镇压转向以寨堡遏其流动。嘉庆四年(1799年)六月,嘉庆帝正式下诏筑寨,“著勒保、松筠、吴熊广等,饬令所属地方,晓谕居民,相度地形,或可做照办理,令乡勇人等加意防护,坚壁清野”①。清廷将团丁筑寨作为平定战乱的核心手段,为了让各级官员认真办理筑寨事宜,令“其团练防守有效者保奏,违者罪之”,并规定各县练勇的职责是各守堡寨幻生之手,不许调往军营,致村庄反遭荼毒,以堵为剿。同时将筑寨团练作为考核地方官员优劣的重要指标,“州县实心倡率者,与竣工同赏;督抚能力行坚壁清野者,与经略、参赞同一酬庸”②。圣旨下后,筑寨活动在陕、甘、川、楚各省全面展开,涉及陕西省汉中府、兴安府、西安府,甘肃省平凉、巩昌府、秦州直隶州、阶州二直隶州,四川省重庆府、夔州府、绥定府、顺庆府、保宁府、忠州直隶州,湖北郧阳府、襄阳府、荆门府、宜昌府、安陆府共120个厅州县。③受战争影响,修寨的范围还不断扩大,如嘉庆五年冉天元率白莲教数万人越嘉陵江而西,致使“川西完善之区又去其半”④,所经过之璧山、西充、蓬溪、盐亭、射洪、三台、绵州等地纷纷筑寨,甚至白莲教没有进入的地区,谢宗芬由于担心战争波及也修筑了不少寨堡,如富顺县所筑的同心寨、维新寨,⑤泸州的佛国门寨等。⑥
筑寨过程中,政府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以陕西省为例,嘉庆四年(1799年)下半年共修筑寨堡541个,其中有93个得到官方资助。为了鼓励地方筑寨,清廷下令凡捐银作为筑寨经费的官员,令各巡抚开单具奏,等候加恩。就连那些捐资建寨的士绅,朝廷亦令一并查明具奏,另降谕旨恩赏。⑦由于嘉庆皇帝十分重视,地方官员对筑寨之事亦不敢轻视,陕甘总督长麟就认为,“若不亲身劝喻,以为倡导,不惟各州县未必实心任事,即各百姓亦未必一律心齐”,即亲自前往甘肃平凉、静宁、固原、隆德、会宁、安定、陇西各州县,对当地教职、绅士、乡约、百姓亲加劝喻。⑧修寨不仅能够拱卫乡里,还可以得到朝廷嘉奖,甚至还可得到顶戴花翎,对于视功名为重的士绅阶层具有极大吸引力,出资筑寨的积极性很高,陕西生员潘大康一人就独资修筑了10座山寨,⑨这与清以前寨堡主要为自卫而筑的特别有很大不同。
嘉庆时期寨堡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朝廷对寨堡的严格控制。在广修寨堡之前,朝廷选择深谙寨堡之法的官员制定寨堡修筑、管理的章程,颁行各州县施行。各州县亦可根据当地情况,对章程进行修改,而后颁行乡里。⑩章程制定后,各省督抚将所辖区域划为若干区,委派专员下至地方与州县长官谋划寨堡的具体修筑事宜。各处寨堡兴修,要先向州县衙门呈报,修成后由官府验收合格方可,并由衙门将其情况备案在册。
寨长的人选要向州县呈报,获批后方能正式就职。寨长必须将寨内人口、枪械、火药等情况登记在册,并呈报州县。寨内之副寨长、总旗、大小首领等名册,也要向衙门汇报,方便随时稽查。寨长、副寨长若能够认真办理寨内事务,州县长官可禀明朝廷,酌赏五六品顶戴;其总领、大小首领、寨内丁壮等如能认真出力,著有劳绩,亦可随时禀请优奖以示鼓励。政府还会向寨堡提供粮食、武器等物资,并向一些重要寨堡派驻军队以资捍卫。为了强化对寨堡的控制,各州县会在辖区内相邻的十余个寨堡之中,选拔一人作为寨总,作为州县与寨堡联系的纽带,其人选是“绅士之有才干为众所服者”①。这些士绅阶层,一部分为因故离职、告老还乡之朝廷官吏,另一部分则是在家待官的进士、举人,或尚未中举的各种生员等,他们虽不是正式的朝廷官吏,但与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地方上,士绅一般作为地主或富商,拥有一定社会财富,在其家族具有较强话语权,在地方上有较大影响力。他们既是社会精英,又是民众领袖,承担着以儒家学说对地方进行教化的职责,并具有“以实力维护社会秩序与公共利益的双重任务”②。于公,充当寨总可以满足他们为国效力的理想;于私,平乱可以保卫其家族人口和财富,所以他们能够认真为朝廷办事。
寨堡体系建成后,切断了白莲教军与百姓的联系,使他们粮秣和兵员的补充变得困难,“至是贼无可掳之人,无可掠之食”③,活动亦受到极大限制,局势遂逐渐为清廷所掌控。到了嘉庆六年(1801年)六月,据额勒登保奏,“(白莲教军)合计不过二万四千余,此时堡寨完固,即有耕耘贸易猝被掳掠之人,皆能乘间逃出,不为贼用裴学义。而各路兵勇十倍于贼,屡次斩获,自必有减无增,业已逼贼入川,为一举扫荡之计”④,这与寨堡修筑前的形势完全相反,可见寨堡体系之建成,极大限制了白莲教活动、地方秩序也逐渐恢复到可控范围,战乱也得以逐渐平定。
从嘉庆朝寨堡体系的建立过程来看,其最先由乡民零星修筑,而后部分州县官员开始在辖境内有计划的修筑,使其互相应援,并取得一定成效。随后,前线统兵将领也逐渐认识到构筑寨堡体系乃是制衡白莲教的唯一方法,逐渐在其负责的区域内施行。清廷将寨堡作为对付白莲教的根本手段大力推行,才最终取得了战争的胜利。对于寨堡的关键作用,嘉庆皇帝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他在上谕中说道:
嘉庆四年三月间,勒保奏《通饬川东、川北各州县悉令百姓等依山附险各结寨落章程》,井井有条。彼时贼匪正被官兵四路兜剿,以穷奔铤走为能,往往于所过乡村,掳人掠食,肆其凶残,久而滋蔓。自结寨以后,不特百姓自保身家,而贼匪亦无由焚劫。且居民等凭依险固,心胆既壮,贼至即合力攻击,斩获甚多。其后陕楚一律仿行,贼势日形穷蹙,始能将无数雄渠,以次扫荡。今三省全境肃清,闾阎安堵如常。揆厥所由,实得力于坚壁清野之策。⑤
在对嘉庆白莲教战争论述的文献中,无论是正史、方志还是野史笔记、民间传说,都认为坚壁清野是清廷扭转局面的关键策略。白莲教平定后的第二年即嘉庆十一年(1806年),嘉庆皇帝亲诏编撰《皇清文颖续编》,“仁宗特出其坚壁清野议,付馆臣载入”⑥,使坚壁清野之策这一在战乱时期进行乡村控制的重要策略为后世借鉴。
四、权力的失控——清后期的寨堡
鉴于嘉庆年间的成功经验,兴团练、筑寨堡成为清末镇压内部叛乱的必然选择。故当咸丰元年(1851年)洪秀全于广西金田村起兵之时,咸丰帝即下诏广西修筑寨堡。⑦从《清实录》等相关文献的记载来看,自广西而湖南、湖北、江西、江苏、安徽,太平军每打到一处,都会掀起筑寨浪潮。捻军兴起后,河南、山东、山西、直隶等捻军活动之地寨堡也随之兴起。自四川李蓝起义、陕甘回民起义爆发后,四川、陕西、甘肃等地也纷纷大兴寨堡。在此过程中,寨堡不仅仅是民间自发的自卫行为,而是政府控制地方的一大举措。以陕西为例,出自湘军的刘蓉就任陕西巡抚后,立即将筑寨作为平乱的根本手段:
同治初军务倥傯,抚部湘乡刘公莅任后,即出省剿贼,遍阅秦中地势,饬各州县坚壁清野,埜设堡寨局,委大员督办,严定章程,以为奖劝。民间痛定思痛,亦各踊跃从事,凡捐修堡寨,照城工例捐资者奖实职,照筹饷例不减成虚衔。贡监等项,照现行常例并令将用过工料造册咨部查核。①
从陕西的做法来看,其支持筑寨的力度明显要大于嘉庆时期。河南、安徽、山东、直隶等地的情况大致也是如此。咸丰九年(1859年)二月,安徽捻军逼近河南后后藤寿庵,河南巡抚恒福即亲赴鹿邑防剿,“谕归、陈、南、汝、光各属筑堡御贼金审教务在线,分遣候补知府傅寿彤、蒯贺荪、张曜、何怀珍、候补直隶州骆光裕劝谕兴修,以候补道周煦征董其成”②。由于政府的大力倡导,难以通过正规科举进入官场的地方士绅,纷纷倡团筑寨以取功名。苗沛霖以诸生的身份,能够“以团练功累擢川北道,加布政使衔”,除了为清廷卖力戡乱外,其政治资本也正是“拥众号十万,所属二百余圩”的寨总身份。③
嘉庆白莲教之役,清军倚以维持统治的八旗、绿营虽然战斗力较清初明显下降,但仍堪一战。白莲教虽裹挟甚众,但仅能够横行乡里,偶尔攻破一些防卫薄弱的州县城池,难以进攻军事重镇,亦难有实力与清军主力展开决战。咸同年间则不同,武昌、南京、苏、杭等大城市纷纷陷于敌手,江南、江北大营亦被攻破。八旗、绿营杀敌不足而扰民有余,作战只能倚靠湘军、淮军等地方练勇。在国家权力式微的状况下,寨堡力量不但不依附朝廷以平乱,还为求自保转而向敌人妥协时空大盗。李蓝军队经由湖北北上陕西之时,“湖北郧阳府之竹山、竹溪等县,官民藏躲,有两寨老汉送马十六匹,烟土五百两,洋布不知数目,银数百两。又到宜昌府兴山县,复有老汉送银五千两。”④黄淮地区民寨与捻军私下交易之事,更是不胜枚举。战乱纷繁粮秣不继,兵勇又往往强令民寨缴纳,稍不如意则以武力掠夺,导致“各营勇丁与民团寻仇,互相斗杀”⑤之事亦常有发生,这进一步导致寨堡离心力的增强。
由于当时吏治腐败,苛捐杂税汗牛充栋,为了防止地方官借名鱼肉地方,清廷规定“一切经费均由绅民量力筹办,不得假手吏役。如地方官有藉端苛派勒捐等弊,即著该督抚据实严参。”⑥这样,政府不再对寨堡提供经费支持,一应筑寨事宜及枪炮刀矛等兵器都要自行筹措,寨内人口、兵器造册上报的规定亦不能够严格执行,寨长、寨总出于民间自选而朝廷很难加以约束,使得寨堡的独立性较前增长不少。民寨为了能够抵御大股敌人的进攻,势必互相结盟联合,从而形成了势力更强的寨总、团总原来爱情会过期,这些寨总得以凌驾于地方官之上。如苗霈霖本一介寒儒,以筑寨练团而成为一方枭雄,其势力“南通光、汝,西薄归、陈,东踰州来,北尽黄河之浒,连圩数千,众数十万”。他在此区域内自行设卡收税,而地方官仅“守符玺而已”⑦,最终藐视清廷,不惜举兵反叛。清末团寨势力藐视朝廷权威已成常态,故时人言道“凡为寨主者,皆武断乡曲,贼害行旅,官吏所不能问,王法所不能施”⑧。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称:
各省练团筑寨,本以助守望而御寇盗,为权宜补救之法。乃各团每以有寨可据,辄藐视官长,擅理词讼,或聚众抗粮,或挟仇械斗,甚至谋为不轨,踞城戕官,如山东之刘德培,河南之李瞻,先后倡乱,而安徽之苗沛霖,尤为枭桀反复,劳师糜饷,始得次第翦除。办团之举,始则合一乡为一团,继则联众团为一练,地广人多,良莠不齐,不肖团长有跋扈情形,承办团练绅士又不能杜渐防微,随时举发,致有尾大不掉之势。况捻匪屡经窜扰之区,亦未见各团堵御得力。①
一些寨堡,不仅不服从清廷管束,甚至成为反清的基地。早在白莲教之役时,白莲教就据寨与清军相抗,四川之安乐坪、方山坪,湖北之旗鼓寨等皆属此类。咸同之时这种情形愈加明显,在四川,李蓝军队的据点铁山、鹤游坪皆寨卡林立,可容十万众;在陕西,回民反清武装多为土著,他们与汉民同时修寨,出现以寨攻寨的寨堡战,“汉、回杂处已久,我有堡寨,彼亦有堡寨,而可毁我之堡寨……回寨、汉庄衡宇咫尺,朝攻夜袭,防不胜防”②。黄淮地区的捻军,“自咸丰七年以后,皆知深沟高垒,以守为战……近更圩寨林立,不可数计”③。可见,寨堡虽为乡村控制之良法,但若国家权力不足以掌握它,就有可能朝着对立面发展,脱离管控而成为独立的力量。不少学者认为,正是由于嘉庆以后地方军事化的不断发展,致使中央逐渐失去了对地方的控制,是导致清帝国走向灭亡的一个重要原因。④
结语
在中国古代史上,战乱发生之时,远离权力中心的乡村最容易受到侵袭,因而必须自发组织武装力量,构筑防御设施以达自我保护之目的,寨堡由是而生。在其产生伊始,多发起于乡绅,领导权归于白丁,缺乏系统的规章制度与管理模式,寨堡之间以自我为中心,即使结成同盟也很松散军统四大金刚。两宋时期,国家权力开始渗透到民寨之中,将寨堡作为抵御外族入侵的手段,试图将其纳入国防体系之中,保甲制度的推行也一定程度上加强了对寨堡的控制。嘉庆白莲教之役,为了应对流动作战的反抗军,清廷采取坚壁清野之策,自上而下号召战乱之区筑寨练团,并以行政力量强制推动其实施,从而使寨堡实现了从民众自发向国家控制发展的质变,成为日后清廷应对叛乱的模板。另一方面,寨堡的兴盛也导致地方武力的膨胀,是造成地方军事化的一个重要原因,当国家力量不足以控制地方之时,寨堡势力反而成为影响国家基层控制的源头。
(原文载《中华文化论坛》2018年第8期。欢迎转载,转载请注明:文章转载自“中华文化论坛”微信公众号。转载仅限全文转载并完全保留作者署名,且不修改文章标题和内容。)